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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丹燕 旅行是給歐洲小說愛好者的饋贈
2018.12.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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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標題:陳丹燕旅行是給歐洲小說愛好者的饋贈)陳丹燕是歐洲小說的狂熱讀者,那些十九、二十世紀的歐洲小說深埋在記憶褶皺里,成為她認知世界的通道。有多狂熱?十五年來,她拖著一只超重的行李箱走遍歐洲,箱子里塞滿了伍爾夫、王爾德、茨威格、托爾斯泰……地理和文學搭成鏡像。鏡子里,一個扎麻花辮的老姑娘來回閃現,從大雪降臨的伏爾加河畔,流浪到維也納施特勞斯金色雕像下,從茜茜公主深愛的施塔恩貝格湖,漂流至慕尼黑某天主教堂前的一顆櫻桃樹下,世界真美好,陳丹燕真幸運。奢侈的閱讀在遼闊地理中,讀出好小說的一切1993年風雪交匯的冬天,俄羅斯圣彼得堡火車站的月臺上,骯臟的積雪堆在枕木四周。陳丹燕出現了幻覺,她看見俄國貴婦安娜·卡列尼娜穿著黑大衣,正在附近徘徊,馬上就要赴死,因為情人弗龍斯基無法給她百分百強度的愛。時空被打亂,陳丹燕被推著走進文學構建的世界,那是她第一次將閱讀小說和旅行地理聯系在一起。她沒有預料到此后的歲月中,她能在遼闊的地理環境里讀出好小說蘊含的一切。讀的書影響了她對旅行目的地的選擇:帶著歌德的小說去德國中部旅行,帶著茨威格的小說去奧地利尋找“一個陌生女人的房間”,即使去北極,也要有《圣經》的創世紀故事打底……《咖啡苦不苦》《今晚去哪里》《櫻桃樹下愛與弗》等旅行散文從筆尖流淌出來。不懈的練習讓陳丹燕終于有底氣開始一場歐洲小說的地理閱讀。畢竟,這是一個歐洲小說愛好者取悅自己的最好方式。2005年到2013年,陳丹燕在都柏林發現了地理閱讀的可能性,她數次前往愛爾蘭,一路走,一路讀《尤利西斯》,回來寫讀書筆記。但真正促成她寫成文學地理散文集《馳想日》的,是2013年6月16日“布魯姆日”——《尤利西斯》主人公布魯姆在愛爾蘭街頭游蕩的日子——世界各地的喬伊斯愛好者齊聚都柏林,通宵達旦地狂歡。陳丹燕隨人群走了整整20個小時,從都柏林城的公爵街開始讀《尤利西斯》,喝加威士忌的愛爾蘭咖啡,寫下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筆;走到科克老城時,下起了雨,經過一個炸雞鋪子,喬伊斯的祖父就死在樓上的房間,家道中落的少年從此棄醫從文。在濕漉漉的情緒中,陳丹燕看到了紹興古城里魯迅的影子。這漫長的文學之旅,是陳丹燕戰戰兢兢的一場夢,不愿醒來,干脆去尋找捕夢人。2013年她帶著《哈扎爾辭典》去土耳其旅行,在從小亞細亞到巴爾干的地圖上標注,從伊斯坦布爾到希拉波里斯古城,馬不停蹄;2014年去塞爾維亞,在作者帕維奇家中讀中文版《哈扎爾辭典》;2015年,她用了四十天把土耳其和塞爾維亞連在一起旅行,像《哈扎爾辭典》里的捕夢者馬蘇迪一般,在夢中日行千里,晨昏兼程,最終寫下《捕夢之鄉》。不懂歷史的人,無法完成地理閱讀。誕生在南斯拉夫解體陰影中的《哈扎爾辭典》,帶有強烈的歷史地理痕跡。“多夢者”帕維奇,用迷宮式結構在書里描述哈扎爾民族的命運,陳丹燕認為這說明“塞爾維亞的故事本身就是歷史認知與道德判斷的雙重迷宮”。置身迷宮里,陳丹燕穿紅夾襖、黃波鞋,穿過窮而性感的貝爾格萊德街頭,尋找小說里的歷史氣息和精微細節。這種近乎奢侈的閱讀體驗,是她從孩童時代就已萌芽的奮不顧身。尋找精神故鄉消弭地域沖突感,成為世界公民生于1958年的陳丹燕,小學趕上“文革”,中學趕上思想鉗制的70年代,大學趕上百廢待興的80年代。在國門禁閉的時代長大,對于個人能否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,讀想讀的書,自己的國家能否被歸入世界,她非常介意。1966年9月,陳丹燕小學一年級,沒有小人書,一個紙片看半天。長大一些,上海少年能看的文學書,是一本反映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小說《艷陽天》,能看到的電影是阿爾巴尼亞電影,唯一能聽到的是短波收音機。那個年代,“美國之音”干擾太大,陳丹燕只能聽到澳大利亞短波。短波里卻有一段驚悚的傷心事。陳丹燕剛上初中,恰逢美國總統尼克松將訪華,上海一個小孩因為給澳廣電臺寫了一封信,被全城追殺,最后槍斃,家破人亡。很多年后,陳丹燕在美國查到這封信的內容:尼克松訪華前,上海市民被要求禁止在沿馬路的房子窗外晾衣服,上海陰冷的冬天沒有暖氣,人們的衣服要晾到哪里呢?因為這封信,一個少年的生命折斷了。媽媽嚇唬陳丹燕:你再聽短波,這就是下場。天性有股犟脾氣的14歲小姑娘對自己說,我一定要去看那個短波里的世界。上大學了,陳丹燕趕上了思想解放,80年代那種追求自由的橫沖直撞氣息,對于她有圣經般的含義。作為華東師大中文系77級的學生,剛從收聽短波即為死罪的時代逃出來,那代中文系學生在精神上的無知和饑渴,使其自甘于19世紀歐洲各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帷幕之下,契訶夫、普希金、左拉、王爾德……陳丹燕看得飛快,沉醉其中。19世紀外國文學中的人道主義、民粹主義和人文精神,成為支撐她那一代人世界觀的底色。然而還是不滿足,1981年中文系的歐洲文學史課上到現代部分,沒有正式教材,一本由袁可嘉、鄭克魯等選編的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》成了帶領她走向世界文學的摩西。伍爾夫、喬伊斯和普魯斯特,這些出現在書中的作家和他們代表的意識流,成為陳丹燕寫作的基礎。直到她自己從創作兒童文學起步,邁向“上海三部曲”和“外灘三部曲”的非虛構寫作,陳丹燕沉迷于描寫細物、手勢、光線和氣味,從不掩飾對意識流的喜愛。意識流勾著陳丹燕的魂,在中文系課堂上,她總是“走神”,思緒飄向契訶夫描述的俄國河流,或者喬伊斯筆下燈芯草搖曳的愛爾蘭沼澤地。1990年,陳丹燕第一次走出國門,用國外版權費開始世界旅行,第一站是日本。下飛機的一刻,看見了電影中見過的太陽旗,她自言自語:看,陳丹燕,這就是世界。32歲時去歐洲旅行,開始只圖一時之快——想看看歐洲,吃德國冷牛肉丸子,看柏林東區的老教堂,沒想到竟會找到精神故鄉。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,把歐洲視為精神故鄉,是不是很突兀呢?陳丹燕生在北京,幼年即隨父母搬到上海,父親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學生,母親是一個從偽滿洲國富裕家庭逃出來鬧革命的女學生,陳丹燕對滬上市井生活有隔膜,對北京也沒有多少親近,心里缺乏地域歸屬感。她在歐洲走走停停,看見白雪皚皚的俄羅斯,土耳其人的小飯館,西班牙小旅店墻上席勒的畫,德國鐘聲蕩漾的天主教堂,它們成為鄉愁般的記憶。陳丹燕意識到,一種“文化合成”的駁雜歐洲,是她的精神所向。她終于可以和自己的歸屬感和解——“我沒有地域沖突感,我是一個世界公民”。十幾年的歐洲旅行,陳丹燕于大千世界差異中領悟到人心的相通,她相信人類可以建立超越民族的真摯理想。這理想,就像安徒生和格林以后的優美童話,這也是她學士論文的題目。2000年,陳丹燕開始了旅行系列散文寫作,她為那套散文起名為:喜歡別人東西的滋味。即使找到了精神故鄉,陳丹燕的身份認同危機并沒有消失。作為1949年后第一批走出國門的背包客,陳丹燕和“五四”留洋的知識分子很不同,她很早就放棄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。“他們先有國學的底子,再去接受西洋文化,能在中西方之間有平衡的對話視角,但我就像個半文盲,沒有對話能力”。之所以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隔閡,陳丹燕覺得和“五四”以后對其妖魔化分不開:“我相信我這個時代很多人都沒讀過《四書五經》和《二十四史》,我們對于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非常疏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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